美国学生Josslyn Shi夺得2024年“真皮真自我”全球学生设计大赛总冠军
2024年“真皮真自我”全球学生设计大赛落下帷幕。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的星光熠熠的决赛上,来自加州艺术学院的Josslyn Shi拔得头筹,荣膺总冠军。
Mike Redwood是北安普顿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也是全球多家皮革和体育杂志专栏的撰稿人。他最初是一名皮革化学家,后在英国知名皮革制造商Pittards担任市场营销职位。Redwood曾在意大利、拉丁美洲和法国为Booths、Rosati和Barrow Hepburn等老牌公司效力,之后又加入了ECCO、ADOC和Acushnet(FootJoy和Titleist)等新兴品牌。今天,我们有幸邀请他来到“真皮真自我(RLSD)”分享见解。他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看法,并不必然反映RLSD的立场。
我在工作中发现,一些制革工人对于他们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气味和污染,竟然抱有一种自豪感。毕竟,正是这些愿意承担脏活累活,甚至承受伴随而来的负面影响的人,才使得社会的某些需求得以满足。
许多传统的制革区,例如伦敦的Bermondsey和纽约市的Swamp区,最初是屠宰场倾倒兽皮的地方,制革厂随后才在此建立。这些地区的异味和害虫大部分来自于被丢弃的肉块、蹄子和其他残留物,而非制革本身。
早期的制革工人习惯将兽皮浸泡在河流或溪流中,以冲洗掉血迹和粪便。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很多工艺和街道名称至今还保留着这一历史印记。因此,制革厂多位于水源下游,且尽量远离人口密集区的上风向,以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在社区中,制革工人常常被边缘化,他们的闲暇时间也往往只能和同行一起度过。即使后来制革厂从纽约等大城市搬迁到卡茨基尔山区等地,情况也没有太大改善。为了获取少量的铁杉,他们大肆砍伐森林,并将废料直接排入山间溪流。这种做法在当时就极为不负责任,150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仍然被人们铭记,给制革业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随着卡茨基尔的铁杉资源耗尽,他们又转移到阿第伦达克山区,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负面印象。
然而制革过程本身,如果能够保持清洁和卫生,其实并不惹人讨厌。实际上,许多大型制革池周围都建有居民区,且鲜有投诉。浪漫主义诗人Samuel Taylor Coleridge就曾在一家大型制革厂旁的花园里写下了《This Lime-tree Bower my Prison》。他居住在厂区一角的小屋中,经常在工厂花园或自己的书房写作。尽管他曾描述过“透过低矮的围栏,看到橡树皮制革池那‘黑暗邪恶’的颜色”,但他并未抱怨过气味,也未因此影响他与出版商和家人在此聚会的兴致。
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皮革的需求量大增,并且有了许多新的用途。由于橡木鞣制速度缓慢且资源日益稀缺,行业开始寻找替代方案。新发现的鞣制提取物可以直接以浓缩形式运送到制革厂,替代笨重的树皮,而更强效的酸也加速了鞣制过程。随着大型工厂的兴建,水力很快被蒸汽和电力取代,周边环境也因此受到影响。
速度和效率成为行业的追求,随之引入了大量新设备。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帝国皮革研究站站长Wilhelm Eitner开始研究硫化钠作为脱毛剂的应用,但这种方法直到20世纪初才得到推广。硫化钠的加入使脱毛时间从数周缩短到几天,但硫化氢难闻的臭鸡蛋气味,成了制革业的一个遗留问题。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周边的大型制革厂也因散发出浓重恶臭而广受诟病。
在制革业的探索历程中,生物化学家们尝试了形形色色的材料。其中一个“成功”的尝试是利用狗粪来清理脱毛后皮料中的毛根和多余蛋白质。然而,这种材料的收集和使用,尤其是在大型制革厂中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损害了行业的形象,其负面影响至今仍被提及。到了20世纪初,Joseph Turney Wood和他的德国同事们通过深入研究,成功地用合成胰酶替代了粪便。然而,硫化钠等新型化学工艺的运用,仍旧给制革厂的形象蒙上了阴影。
如今,随着“湿蓝”(wet blue)皮革的广泛流通,全球各地的制革厂已不再需要进行繁琐的脱毛处理。参观者可以轻松地步入工厂,无需穿着特殊鞋具,也不用担心衣物会沾染异味。制革厂的工作环境已今非昔比,那些曾经必备的木屐和工装已成为历史,甚至连美国制革厂老板们一度钟爱的厚底焊接靴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RLSD评价道:“在工业化初期,制革厂的环境确实堪忧,但这在当时的各种制造行业中并不罕见。”
2024年“真皮真自我”全球学生设计大赛落下帷幕。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的星光熠熠的决赛上,来自加州艺术学院的Josslyn Shi拔得头筹,荣膺总冠军。
我们采访了另一位设计专业的学生Huan Shengan,并听取了她关于设计灵感、以及使用皮革进行设计的想法。
Camper放弃生产纯素产品,并为皮鞋提供终生质保。
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接见全球各大时尚品牌CEO,高度肯定了合乎道德的皮革生产所带来的环境价值。